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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申，本名李济生，1917年出生，四川成都人。笔名有海戈、文慧等。1942年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历任成都、桂林、重庆等办事处负责人。1954年公私合营后历任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和现代文学编辑、编审。现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业余从事写作与翻译。译有:《两个骠骑兵》《一个地主的早晨》等。著有《思绪点滴》《忆巴金及其他》《一个纯洁的灵魂》等。
本书为巴金先生的胞弟李济生先生所著，作者从亲情着手，记录了巴金的编辑生涯；巴金与上海、泉州的渊源；巴金与爱妻萧珊之间忠贞和灼热的感情；巴金与朋友真挚的友情；巴金为之奋斗多年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兴衰的始末等。用诚挚的感情质、朴的文字，多角度地描述和记录了巴金的人生旅程。为纪念这个穿越了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了历史巨变的文化巨匠，以亲情的角度添上浓情一笔。
本书为巴金先生的胞弟李济生先生所著，作者从亲情着手，纪念了这个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了历史巨变的文化巨匠，以亲情的角度添上浓情一笔。具有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
读巴金《序跋集》有感前些日子写过一篇介绍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章，因为这家出版社过去出版过多种多样的丛刊、丛书，对新文学的积累有那么一点儿贡献，引起了人们的关心与重视。而这些丛刊、丛书又都是巴金主编的，他做过这家出版社十多年的总编辑。我在这个出版社也工作过多年，有责任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实事求是地写出来，既可为新出版业提供一点史料，又能替研究巴金的专家们贡献一点素材。文章算写好交了卷，可意犹未尽，往事历历引起思怀。恰好前两天翻阅花城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巴金《序跋集》（花城文库），发现书中所收的《“六人”译后记》与我手边的《六人》（五版）一书的后记不尽相同，被删略了一大段，近六百字之多。因之可以断定《序跋集》所根据的《六人》一书，至少是五版后印出的新版本了。那被删略去的文字一开始就写道:“三年前开始翻译这本书，工作时断时续，到今年（指四九年）五月才译完*后的一章。这本小书的翻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事实上我执笔的时候并不多。我的时间大半被一个书店的编校工作占去了。不仅这三年，近十三年来我的大部分的光阴都消耗在这个纯义务性的工作上面。（有那些书，和那些书的著译者和读者给我作证。）想不到这工作反而成了我的罪名，两三个自以为很了解我的朋友这三年中间就因为它不断地攻击我，麻烦我，剥夺了我的有限的时间，甚至……这本书的翻译就是在这种朋友的长期折磨中进行着的。……”单从这段文字看:（一）说明巴金确实在出版社做过十三年的编辑工作，而且是纯义务的，恐怕这还是较早地出现在他的文章里的关于编校工作的自白；（二）不难看出巴金在写小说，搞翻译，办书店，做编辑，所经历的道路也不是那么平坦的，受到的“干扰”与“折磨”是不小的，他颇为苦恼、冤屈，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不为朋友所理解。关于这方面师陀同志今年4月在《贺巴金获“但丁国际奖”》一文中也提起过。两相映照，《后记》提供了更多的史实。《六人》是1949年9月印出的。译稿发排后不久巴金即去北京开*次全国文代会。所以在《后记》中他又写道:“但我至今没有倒下来，至今还能够工作，那是因为除了这几位朋友外，我还有着许多别的朋友，而且也因为我相信我的工作。”因为有自信心，才能坚持到底。即使在十年浩劫里经受着更大的折磨，更多的苦难，他还是挺过来了。“坚持就是胜利”这是萧珊对他的嘱咐。可是要挺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此后巴金也并不是就一帆风顺了。今年《福建文艺》第十期还刊登了他的《随想录之九十一·*少的“干扰”》。他仍然为一些新的“干扰”而苦恼着，使他无法安静下来完成自己的著、译计划，怕对不起读者，对不起人民。话至此还得说回来。《后记》之被删略，当然总有他因的。但由此而产生了“异文”，这就值得注意了。偶读黄裳《榆下说书》（三联新书），给我以启发。他在《读“题跋”》一文中说因发现商务影印的《四部丛刊》与原版本竟有差异，因而得出了两条经验，其中一条是“……看来版本还是值得研究的，因它有助于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从《六人》译后记一文看版本，不也说明黄文之言不谬。因而也就使得我来多谈几句，供有兴趣于此的朋友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