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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
1939年生于河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哈佛大学等，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等。
李欧梵被学界认为是继夏济安夏志清之后海外研究现代文学的的第二代华人学者。他常自喻为“狐狸型”学者，因为在学术上每每"喜新厌旧""东摸西碰"。学者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在治学上，李欧梵多方出击，频频得胜。李欧梵的著作更是纷芜庞杂，极尽"狐狸"之所能。他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一本《铁屋里的呐喊》就把鲁迅打回"人形"。在文化研究上面，一本《上海摩登》集现代都市文学、报纸期刊等诸多文化要素研究于一体，奠定其内地文化研究先锋的地位，把张爱玲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终结者，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李欧梵当年赴美求学时多有寂寞，便以看电影、听音乐打发时间，由此竟也闯出一条新路，从而对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通俗电影有独树一帜的研究。还有，他对上至琼瑶下至王文华等通俗小说也有高见。甚至于日本动漫《风之谷》，他竟用来作为教授卡夫卡的"道具"。可谓大俗大雅，雅俗共赏。
在某种意义上，李欧梵并非甘于固守书斋学院的传统知识分子，他表现得更像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现代性理论是他的"手术刀"，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
《苍凉与世故》收入了著名学者李欧梵有关张爱玲的大部分评论文章，以及他为电影《色，戒》写的评论。李欧梵用了“苍凉”和“世故”来形容张爱玲，前者是张爱玲自己的美学观念，后者是作者对张爱玲的看法。苍凉是一种参差的对照，世故是一场刻骨的悲凉。
与前几个版本相比，这次再版增补了李欧梵先生关于张爱玲研究的两篇新文章（《张爱玲的英文问题》《跨域经跨文化的张爱玲:一些感想》），以代表作者近年来对“张学”的研究兴趣和方向。
小序
这是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是一种无意间的“偶合”（serendipity）。数年前，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老友林道群建议我写一本这样的书，而且把我的旧稿（包括拙著《上海摩登》中的一章）整理打印出来，作为基础，逼我继续写下去。我当时忙于他务，又不敢贸然从事有关“张学”的研究。因为海峡两岸近年来“张学”方兴未艾，专家辈出，俨然为张爱玲这个传奇人物创造了一个新的传奇。特别在大陆，自从发现了这位被淹没近半世纪的作家及其作品之后，一股新的“张迷”浪潮早已席卷一切。我在震撼之余，哪里还敢闯进这个新“热区”。
然而，我毕竟也算一个“张迷”，否则也不会在一本研究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的书中故意加上一章讨论40年代沦陷区的张爱玲，并将之与香港联系在一起，形成文化史上的“双城记”。既然成了这一观念的“始作俑者”之一，我遂也不自觉地从香港文化的立场来重睹张爱玲作品的风采，于是很自然地加深了对于《倾城之恋》这篇小说的热爱。其实张爱玲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至少还有两篇，为什么我独钟此篇？这当然又和我个人的“倾城之恋”有另一种偶合的关系，就在香港回归后不久，我终于和认识已久的子玉重归前缘，在千禧年（2000年）结婚。而在此之前，我写就的一篇小说《范柳原忏情录》则成了“前奏曲”。
其实这篇小说是我1997年时心灵中感受到的一种说不出来的对香港的深情，借张爱玲的小说人物表达出来的。一个都市的“陷落”却促成我感情上的“回归”，这个人生的巧合恐怕也可作为小说题材吧！然而我独缺小说家的才华，写了一本“后现代”式的小说之后，深觉画虎不成反类犬，还是回归到文化评论和研究的领域，也不自觉地写了几篇有关张爱玲的文章。又适逢香港话剧团演出《新倾城之恋》，因此也带出我自己的又一章“倾城之恋”。现在把这些学术性或非学术性的长短文章一并收集于此，诚可为部分“张迷”解解闷，予愿已足。
本书以“苍凉与世故”为题，如用英文则是“DesolationandSophistication”，前者是张爱玲自己的美学观念，后者则是我自己的看法，已在本书中不厌其烦地再三阐述过了。*近读到刚出土的张爱玲的小说《郁金香》，颇有感触。我觉得这篇当年在上海《小日报》刊登的连载小说，文笔不错，有典型的张爱玲特征—“如同”“仿佛”等字眼后出现意想不到的形容句子。且让我抄两小段:一是开头描写墙上的山水画和所配的沉甸甸的红木框子，“很不相称，如同薄纱旗袍上滚了极阔的黑边”；一是描写阮太太“是一个无戏可演的繁漪，仿佛《雷雨》里的雨始终没有落下来”。这一类的句子，也只有张爱玲才写得出来。模仿的人不是没有，但就差那么一点火候。
这“火候”从何而来？行家和“张迷”曾多番论到她受旧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影响，但我认为并不尽然。这一种略带讥讽的比喻是出自一种“反讽”（irony）的手法，反讽必须有距离感，而且至少要指涉两个层面。前面引到的《雷雨》则又多了两层，变成四面:阮太太和周繁漪的比喻在先，又附带把曹禺的剧本名称也讽刺了一番。张爱玲一向不怎么看得起五四新文学，此又是一例。
然而张爱玲也有她“新”的一面—就是一种“世故”的视野—得自她喜欢的英国小说和好莱坞喜剧影片，这种视野往往是从故事外的叙述者的口吻和角度表现出来的。《传奇》再版的封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写照:上面画着一幅旧式的仕女图，但却有一个现代女子在窗外窥视。这个现代女子不一定就是张爱玲，但却代表一种新的视角；有了这种视角，旧的人物和故事也会被“看”出新意来，更起到反讽的效果。我*喜欢的《倾城之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可惜的是，张爱玲的佚文中，“旧”的故事愈来愈多，而新的视角却愈来愈少。在《郁金香》中几乎感觉不到叙事者的涵养和看法，叙事语言中多的是交代人物关系，却少了一份反讽。故事后半部逐渐转入男主人公宝初的主观感受之中，时过境迁之后，在电梯上仿佛（又是一个“仿佛”）听见有人唤了一声“金香”，他震了一震，事后又觉得惘然。这种轻描淡写的伤感手法，也似曾相识，《白玫瑰与红玫瑰》有之，《半生缘》中更多，伤感之余，反讽的成分则荡然无存。张爱玲写旧社会，自从《金锁记》之后，再也表现不出那么撼人的“张力”了。
《郁金香》只是一首小曲，《金锁记》才是大戏。
我在书中虽曰“世故”，但个人却颇“天真”，近年来更有返老还童的趋势，这一切皆得自我妻子对我的“启示”。这本书当然献给她。
2006年5月16日于九龙又一城居所
趁这次浙江大学出版社再版本书，特补上两篇*近的文章，也算是代表近年来我的“张学”研究兴趣和方向，或可使这本小书的内容不至于那么单薄。
2019年4月28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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