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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1924年生，湖南省湘阴县人。195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代表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跋史探》。
《师友杂忆》是一本作者怀念已逝师友的小册子，由十篇文章组成。身为历史学家，作者在本书中缅怀的师友也都是史学界知名学者，包括翦伯赞、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唐长孺、商鸿逵、逯耀东等。作者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与这些师友的交往过程，记述了他们在学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经历过的磨难，特别是对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予以高度敬佩。这些文章饱含情意，留存了不少旧闻，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翦伯赞，周一良，唐长孺，邓广铭……这些蜚声学界的人物，对于他们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多数人都会有所耳闻。但是，在他们取得卓越成绩的过程中遭遇过什么样的人生波澜？日常生活中的他们又是怎样的？……这本书将带你走近他们，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今天，在清明时节，我们聚集在这里，纪念北大前副校长、历史系系主任，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翦先生一生的光辉业绩，他为中国新史学做出的贡献，他为北大史学系付出的心血，我们永志不忘。但是想起他晚年经历过如此的苦难，以至于骨灰无存，魂无所守，又不得不令人万分痛心。清明何处祭孤魂，这不仅是翦先生亲人的痛，也是翦先生的朋友、学生和所有景仰者共同的痛，永远的痛。我，作为翦先生一名私淑弟子，受过他的指点教导，后来又长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备受他温馨殷切的关怀。而且我早年与翦先生还有过一段永不忘怀的缘分。抗战晚期，日寇进逼，贵阳吃紧，我作为一名流亡的大学生，随学校到了重庆，住进了基督教青年会安排的地方，有不少左派文化名人来做演讲，还与我们有长时间的交流。名人之中就有翦先生。他们的演讲内容，对我这种未见过世面，却有流亡经历，不满社会黑暗的青年，真是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解放后我跟翦先生提到这事，他还记得起来。他说，那时所说的话，总不外乎骂国民党抗战不力，讲国家民族兴衰的道理，讲认清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鼓励青年为一种理想而追求。那时，这些话我听起来都特别动心。从那时开始，我就把专业志向一步一步地从医学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终于走上了历史学这条不归之路，其间翦先生是一位重要的启蒙人。今天在这里纪念翦先生，我要向翦先生再次表达感激之情。翦先生一生，服务最久的地方是北大历史系，北大师生怀念翦先生的方方面面。我只就几个视点来做发言。1952年院系大调整以后，北大历史系相当长一个时间内的中心工作，是学习苏联搞教育改革。我们拿着一份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计划，反复讨论、跟进、修改，又讨论、跟进、修改，目的是要办出一个中国的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来。虽然也说要注意联系中国实际，但该怎么联系，谁也说不清楚。我们态度是认真的，但就是搞不出名堂来。这种工作翦先生虽也参与讨论，但毫不感到兴趣。他对系里的事情另有关注之点。第一是关注教授的团结合作。三校的历史系，原来都是强系，名教授较多，各有自己的传承和风气。合并之前在政治运动中，有的教授受过损伤，心存观望。有的教授则比较在意安排使用问题。三校合并基本上是按上面决定办事，并未有什么酝酿。合并后应当使教授们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且公平合理，有问题能及时调整。这个方面不摆好，会引起新的人事纠纷，造成阻力，严重影响团结合作。翦先生自己由于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名家的特殊身份，也易于成为聚焦之点。但是翦先生以他的睿智谦和，凭他丰富的阅历和工作经验，年复一年地把隔阂加以调适，把缺陷加以修补。那一段时间中，历史系内部关系虽然不是一点失误也没有，一点问题也未出现，但总体上说三校教授相处，友善平和，互尊互信，没有文人相轻的毛病，风气是良好的。老教授如此，上行下效，青年教师也能相安相得。一直到文革中各校搞内斗时，历史系也不曾出现过太严重的分裂斗争，文革后两派修补也较容易完成。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翦先生以身作则，领导有方，形成了良好传统，起了重大的作用。邓广铭先生在台湾《传记文学》中撰文介绍翦先生，在这点上也特别推崇翦先生的风范。这可算是翦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留下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天还起着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翦先生被视为全国高校历史系马克思主义的巨擘，他领导的北大历史系的学术动态很受史学界的关注，直接影响各校历史系的教学与科研。五十年代后期以后，在当时条件下，北大历史系只能是随着左倾学术潮流而动，不可能例外。但是在文革以前，北大却没有起过引领左倾学术潮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系内动向看得比较清楚。当左倾思潮最为激荡的时候，北大大批教师却在翦先生领导下老老实实地编写教材。系内师生中一旦出现某种花样翻新的观点，明显地背离了历史实际，翦先生知道了，总会想方设法敲敲打打，批评这类观点，使之尽快纠正，不至于扩大影响。翦先生稍后写成的一些对史学的纠风文章，其事例多数都取材于系内师生之中。这样做需要敏锐眼光和求实精神，更需要理论勇气，甚至还要甘冒政治风险。翦先生对维持系内学术风气所起的作用，同他力求团结三校教授一样，我们都是在事后才能看得更为清楚。翦先生为北大历史系树立的这种良好风气，我们是要继承下去的。近年来出现过一个传闻，说是北京解放之初，翦先生为了与北大史学家接触，接受邀请，参加了北大史学系教师座谈会。会上没等翦先生说话，就由一位青年教师抢先侃侃而谈，把一些社会发展、古史分期问题说了个够，翦先生只好默默而退，认为这是北大教授特为操办的一次鸿门宴。这个故事把北大教授说成不明事理、咄咄逼人，对此我颇为怀疑。经过打听，知道此事可能是被讹传了。那时的北大教授急于想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力求学点马列，能有机会与翦先生沟通更是他们的愿望，不可能有预设的鸿门宴出现。当时北大史学系也似乎没有这样一位不识深浅的青年教师。翦先生具有谦谨的史家风范，也不会认为我姓马，你们都姓资，对北大教授傲慢相待。正因如此，才有三校合并后翦先生团结三校教授，齐心合力，办好新北大历史系的成果。在今天的纪念会上，我作为翦老的学生和一名历史系教师，对翦先生的光辉建树感到振奋，另一方面对于一棵青松被寒风恶雪摧折，消除不了心底的沉痛。不过有一点死者生者同感骄傲的，是翦先生留下了最后一笔文化遗产，他坚持了发扬了历史主义思想。历史主义思想是历史科学中推翻不了的基石。先生如此坚持历史主义，是那个时候历史学中补偏救弊的迫切需要。如果说文化理论战线运转正常，没有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人们按常规观察历史问题，自然会考虑当时历史中各种必须注意的条件，那么就没有必要强调历史主义，呼唤大家注意。可是那时史学界却有人不是这样，他们利用被严重歪曲的阶级观点，使历史失掉本来面目，供一些人任意利用，这样，提出历史主义来加以纠正就是必要的了。其实，历史主义的核心之点，无非就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客观性质，不容篡改历史。翦先生也许想到过开顶风船可能遇到险情，但他看得更重的是科学良心。科学良心是任何学人不能失去的本性。翦先生的学术生涯在呼唤历史主义之中被迫划上了休止号，不论他当时受到了什么对待，他都是一个拥有纯正的良心的人，一个与科学同在的人，因而他永远受到后人的崇敬。我就在这里结束我的发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