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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家陈丹燕，从少年时代开始写作，翻译，摄影，学画。《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被称为上海三部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十年过去，当年的畅销书已成功转为长销书。另著有长篇小说《鱼和它的自行车》《慢船去中国》，旅游随笔《咖啡苦不苦》《我要游过大海》等。她的作品获多种国际文学奖项。
“阅历三部曲”荟萃陈丹燕近30年的散文佳作。作者的笔下跃然着民国女子、爵士乐、狐步舞、情人墙及拜金风潮。她记录的是城市生活的气味与声响，以及时代风尚的变迁；以唯美精致的生活态度梳理近30年的生活阅历。陈丹燕式的格调跃然纸上，芳香四溢。
本书设计者陈太阳(陈丹燕女儿)为苹果公司首位华人设计师,且作为苹果新品三位模特之一出席iphone5全球发布会。
畅销书作家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一时洛阳纸贵。她曾做客《百家讲坛》，亲情演绎上海记忆的追寻者。她的作品造就无数“小资”拥趸。陈丹燕积蓄多年，再创辉煌，重磅推出“阅历三部曲”《唯美主义者的舞蹈》、《上海色拉》、《蝴蝶已飞》，以唯美文字、优雅格调品味城市传奇、时代风尚。本书设计者陈太阳(陈丹燕女儿)为苹果公司首位华人设计师,且作为苹果新品三位模特之一出席iphone5全球发布会.
天空真蓝十三年以前，我在一所医院做过三个月外科实习护士，那时我十九岁，是一个细瘦的女孩。每天每天，在医院的病区大楼里走来走去，被冬天的病房里散发出来的来苏尔与食品，特别是与苹果混合在一起的古怪气味弄得心里十分疑惑。那时的我，从来不懂什么是死亡，却很怕这件事。这时我分管的病房里转来一个女孩，她转来时已经接近病危。她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没有病因，或者说医生不知道病因，她的小肠一节一节烂断，腹腔里充满鲜血。那时我才知道世界上的医院也并不是万能的，有许多的病，医生只能对病人说一些美丽的谎言。那个女孩躺在白色的病床上，失血的脸极白，黑眼睛就像墨点上去的一样。她的床放在大病室的门边，那个角落在阳光明媚的时候有一些玻璃反射出来的金色的细影，融合在墙角的暗影里。有时她疼得极厉害，她的脸上会在那样的光线里出现惊奇的表情，眼睛睁得很大，像雪地里的两朵盛开的黑色花朵。这时候哪怕一个护士走到她床头去，她马上就会松下一口气来，说:“我的肚子怎么会这么疼呢？”她的脸惊奇然而安静。小时候我也是一个多病的小孩。在发高烧的晚上，母亲叫上一辆三轮车带我上医院。发烧的眼睛看万物都朦朦胧胧的，夜晚的风钻进鼻孔去，会很舒服。那时看天上的星星，全像一些蓝紫色的花朵。心里却很安静，知道一到医院，一切都会好起来。就像这个垂危的女孩。女孩的黑发和惨白的脸，很像童话中的一张插图。在她不疼的时候，给她打针，解开她的衣服，她会很害羞，她用眼睛一下一下瞥着虚掩着的房门。那时有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来病房实习，他们那些年轻的声音在走廊里响起来，总让人觉得是在哪个高中的下课时的走廊上。她的脸再也不能泛起由于害羞引起的红潮，她只是将眼睛眨得飞快，像鸟儿一样。在冬天的第一次寒潮到来的时候，各个病房都开始出现病危病人，女孩也突然病危了。将她从大病室转到单人病房。进了那个病房的人，几乎没人能活着出来的。那个小病房里有着灰绿颜色的古怪的墙面。给女孩打了大剂量的止痛针，又抽了腹中的积血。她是安安静静地被推到小病房里的，那里有一扇很大的北窗。她睡下的那张床，不知死去过多少病人，给她换上的干净的床单，也不知被多少浑然不知死之将至的病人睡过，床单上有一小块黄色的血渍。她的眼睛突然变得非常明亮，她说:“天空真蓝噢!”窗外面的寒潮到来时的天空，的确很蓝很蓝，那是寒潮带来的西北风，将一天的潮湿云彩全部吹散了的缘故，南方只有寒潮到来时，才会有这样干净灿烂的蓝天。天是真蓝，蓝得让人的心咚的一声就落了下去。那个时刻，一个将去世的小病人和一个刚实习的护士，隔着一个吊着输血瓶的铁架，共同仰望遥远的蔚蓝的天空，那天蓝得像一个谜语，叫人心里不安宁。第二天，天也是这么蓝，阳光像冰一样厚厚地涂在天上，女孩的大限到了。几乎是没有征兆的，她的呼吸停住了。然后出现潮状呼吸，呼吸很长，呼和吸之间，停顿很长时间，但不痛苦，就像小孩听鬼故事听到害怕处，会屏住呼吸一样。她的脸变得更白更白，头发、眉毛和眼珠变得更黑更黑。她好像看着窗外的蓝天，她在大病室的墙角的床上睡了很多天，这时刚能看到有那么蓝的天。例行的抢救全做过一遍以后，医生去填死亡通知单，并派我做最后护理。有一会儿，只有我和女孩在小病房里，我们一块等着最后一次潮状呼吸的结束。在此之前，死亡这件事，离我多么远啊，由于它的遥远，我曾经为很小的一件事情，感到活着真没有意思，像所有还带着青春期窘迫神情的女孩一样。我并不记得女孩的最后一次呼气的情形，每一次，我都觉得不是最后一次，是护士长进来检查了一遍，叫我做尸体护理，我才知道女孩已经死了。但她脸上还保留着惊奇地谛听着什么般的神情，那是有生命的神情。书上说，尸体护理的第一步是打开门窗，除去被子。女孩的被里还留着她的体温，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体温使我恐惧，我将被子扔在地上去开窗，乒地打开窗户时，千真万确，我感到身后有一缕温暖而无形的东西倏地向天上飞过去。当我回过头来，发现女孩脸上的表情没有了，她肩膀窄窄地躺在床上，就像一只玩脏褪色了的洋娃娃。我帮女孩脱下医院的衣服，穿上她自己的衬衣，那是一件女孩通常在冬天穿的绒布衬衣，白底、蓝花。后来我跟着太平间的老头送尸体去太平间。一路上看天，天蓝得非常纯净安然，使我不忍。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人的死亡过程。我总是惊异，当生命死亡时，天空和阳光居然还是那样美好。上海女子的自由女子生活在上海，其实在如何为人、如何生活的选择上，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她们比一般反英雄主义的上海男子，更能进退从容。上海这地方，到处是机会，也许跌一跤能拾到一个金元宝，然而也到处是陷阱，说不定在下一分钟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那些一步登天或者一蹶不振的故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上海这个地方，天堂和地狱真的是门对门。这两扇门都大敞着，而每个人其实都是在门与门之间玩摸瞎子游戏。所以，要是看到一个女子一身简约的办公室裙装，迈着东方女子细碎而急促的步子，走在虹桥办公区的大道上，看到她的眼神明亮得像要伸出一双手来紧抓住什么，将它占为己有，应该不会特别欣赏或者排斥，因为这样兴致勃勃扑向远大前程的年轻女子，实在太多。然而，要是在转眼之间，在顶顶鲜超市里就看到一个面色浮白、后脑勺的头发全是被枕头压扁了的女子，一脸孔的黄气，失意而怨怼地在过期减价菜的大箩子里挑拣，也不会特别同情或者鄙视，运气也像做股票，有人赢就一定会有人输，失意也是自然，甚至还有着现实主义的亲切。在徐家汇入夜映红天际的霓虹下住着已经八九十岁的天主教修女，她们从年轻时起，就遗世地住在幽闭的房子里静修，她们有自己的礼拜堂、自己的神学图书馆，她们自己种花奉献在神坛前，甚至她们以这样的生活方式度过了1966年的红卫兵狂飙的夏秋。路过那房子的人们，只能听到她们晨昏唱诗的风琴声，看到她们洗干净的浅色寻常的衣衫，在失修的红百叶窗外滴着水。而在边上的弄堂口，一个寻常的修皮鞋摊上，常常围着花枝招展的女子，她们穿着当今的时髦而廉价的衣裙，那种在洗衣机里洗上一次就面目全非的衣服，脚上的皮鞋缝缝里嵌满了路上的尘土，脸上有尘土一样浓厚的妆。都说上海女子化妆，最容易化出一个风尘女子的面相来，精刮、夸张而且粗鲁。可是她们的样子，真的是标准流莺。她们的鞋子最容易坏，因为鞋的质量太差，主人又用得太狠，所以她们总是弄堂口小皮匠的常客。她们矮矮地蹲坐在小木凳上，光着一只脚，等皮匠老伯把开线的鞋修好，在静修院高墙的阴影里，那光着的脚，后跟上有厚茧，那通常是被太硬的劣质皮和不合脚的尺寸在磨破许多个血泡以后才有的，脚趾变了形，那通常是因为总穿设计不科学的尖头皮鞋造成的。那只伤痕累累的脚，让人想起它不得不套在劣质皮鞋里的委屈和辛苦。墙内墙外的女子，就是在这样拥挤的空间里相处着，自己过着自己的日子。说到底，这些女子总还是不甘于日常生活的人，就是静修的修女们，也不能说她们不是在追求生命之意义这样宏大的题目。不过，上海还有真正安分守己的女子生活着。她们爱自己平凡的丈夫，平凡的丈夫在宁静的小镇上尚可，但放在上海，有时简直就是对一个女子青春的浪费。她们穿家常的衣服，吃自制的咸白菜，休息天靠在自家晒满被褥的水泥阳台上望野眼。她们的目光温和平静，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太高的期待，没有觉得孩子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才对得起她的付出。她们的嘴唇看上去有点贫血，但她们也生活得理所当然，从不真正自惭形秽。这就是五方杂处的上海女子的最大自由。不可思议的窗框2004年，18ontheBund在春江大楼的原址开张，它是另一个高调加入XontheBund行列的中山东一路大楼。外滩因为这些变化，成了中国奢侈品场所的最前沿。全球的奢侈品商陆续在以ontheBund命名的大厦里开设中国市场的旗舰店，外滩3号里有法国餐馆JEANGEORGES，外滩18号里有法国餐馆SENSANDBUND。外滩3号里有黄埔会，外滩18号里就有滩外楼。外滩3号里有阿玛尼的旗舰店，外滩18号里就有杰尼亚的旗舰店。外滩3号里有外滩最大的画廊，外滩18号里就有外滩最大的秀场。外滩再次成为舶来品的中国集散中心，这次不是殖民时代时兴的颜料、鸦片、洋布和机器，而是全球化时代横扫全球的时装、鲜花、香水和新潮食物。据说18ontheBund有外滩最好的秀场，够气派，够现代，够灵活。那个秀场，就是多年前中波轮船股份公司的所在地。那个秀场展出了维维安?威斯特伍德从六十年代开始设计的一百五十套时装，因此，我突然就有了一个机会，再次回到父亲从前的办公室。当然，原先的马赛克走廊，幽暗的灯影，彬彬有礼后面的警觉与对抗，紧闭的深色房门，办公室，难以名状的恐怖已经荡然无存。曾经吓得一个小孩魂飞魄散的强烈的异己的威胁，已经完全平复在现代化的室内装潢中。它让我想到了一具突然松懈下来的肉体。那些六十年代中期外滩密室般的、弥散着咖啡和香烟以及香水气味的办公室，如今只有一排面向外滩堤岸的窗子能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突然连天花板都消失了的空间，给我一种荒谬的感觉。父亲办公室只剩下一扇窗户，还有框住玻璃的钢窗框，它们还在。一条船底漆成黑色的远洋船再次从江面上缓缓驶过，进入我的窗框。它从容地经过彼岸的金茂大厦、东方明珠，也没有理会此岸的陈毅广场。它的桅杆上飘扬着从前的万国旗，它的甲板上站着一个水手，它像从六十年代一路开来的一样，毫不理会外滩的沧海桑田。但回过头来，宽大的写字桌和褐色的皮沙发，打字机前冒着热气的咖啡杯子，忘记关灯的衣帽间，如今统统变为维维安?威斯特伍德设计的时装，从海盗身上获得灵感的海盗系列，从维多利亚趣味中脱胎而出，还有标榜嬉皮精神的迷你裙晚装，以及被火车轧过的斜纹粗布裤子。它的光线仍是幽暗的，但它像一具已经松懈下来的肉体一样舒适，远不是原先的幽暗。那些从英国来的衣服上，处处都看到在传统中的挣扎，吸取、超越、再生的细节，处处看到亮闪闪的思想，仿佛是有生命的生物。我却从那些生机蓬勃的衣服上，回想起父亲中波时代的衣服的死去。那也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几乎以为自己早就忘记它们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父亲仍旧需要每天西装革履地去上班，维持国家的体面。不过，下班以后，他要换上咔叽布衣服，到中方食堂去参加造反派对他的批斗。三十年后，我去波兰旅行。通过中波公司买了去华沙的飞机票，航空公司特地送了一张从华沙到格但斯克的往返机票，据说这还是父亲当时与航空公司签下的协议。我用那张附送的机票去了波兰公司，找到了当年的漂亮小姐。这时，我父亲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她原来与《日瓦格医生》里的女主角同名，都叫拉拉。去见她的那天，我特地戴上一到华沙就买下的银链子。漂亮小姐仍旧是漂亮的、苗条的，只是老了。她站在我面前用手捂着嘴，不敢相信:“我简直像看到了你的父亲，你们的脸、眉毛、嘴唇，一模一样。”她告诉我，我小时候有多温顺和安静，还告诉我，那时她偷看到在食堂里低头认罪的父亲。父亲穿着一身咔叽布衣服。是的，后来他离开中波公司后，再也没有穿那些西装。它们放在箱子里，裤子先被单独穿旧了，衣服则因无所期待，而陆续被母亲送去裁缝那里，勉强改成女式的翻领外套。领带被用来绑窗帘，长长的圆下摆衬衣，则改成我夏天穿的家居的裙子和母亲的衬裙。它们的料子那么好，那么耐穿，它们的数量那么多，印象里，我在上大学前很少有机会穿到为我新买的衣服。我总是穿改过的衣服，一年四季都有得穿，终年能闻到那些衣服散发出来的樟脑气味。下雨天，别人的衣服淋了雨，清清爽爽的，而我的，却散发出一股暖烘烘难闻的羊毛气味。而且，箱子里总还留着些母亲不舍得马上送去改的。晒霉的时候，就看到那些被压得扁扁的衣服，像过去的影子，飘摇在大太阳里。站在威斯特伍德的衣服前，我想，要是将父亲离开这里后先后改制、又终于被穿坏的那些衣服，拿到这里来展览，会是个什么局面，观众会有怎样的感受，来赶时髦的青年们，又会有怎样的表情。维维安?威斯特伍德的时装洋溢着庞克精神，而父亲的那些衣服又洋溢着什么呢？它们几乎诞生在同一个时代。如今，英国的旧衣服不远万里来展览，而上海的旧衣服早已被心甘情愿地抛弃。我想起来，自己不用再穿改过的料子衣服时，我那全心全意新生般的喜悦。这种对比对我来说，比看一个单纯的展览有趣多了。看完展览，我再去看了看那个空荡荡的窗框。窗子里面和窗子外面的世界，都已不再认识了。可窗框却还是原来的那一个，还有玻璃上细小的雨痕。将这情形抽象出来，可以拿到哲学课上去讨论它的意义。在那里，我感受到外滩巨变的车轮正在碾过我的回忆，我能感到它的重量。我和窗框茫然相对。窗外是一个像海啸的高浪一样扑来的浦东，对岸的那片泥滩，一直保留到1992年。现在已是高楼林立。听说那里曾经是全世界按平方公里计算，塔吊最为密集的地方。细长精致的金茂大厦是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毕业的学生设计的，新的汇丰银行大厦也在那里。大幅的日本电器广告、德国汽车广告和美国饮料的广告在黄浦江两岸此起彼伏。对岸的堤岸上造了喷泉、草地和公园，能看到小小的人影，还有一辆白红相间的和路雪冰激凌车。被拓宽过的外滩大道上，车水马龙，有轨电车被公共汽车代替，车窗上有一个雪花标志的，是空调车。高高的堤岸上挤满了人，穿得花花绿绿，手里拿着日产数码相机的游客，兜售便宜旅游纪念品、劣质上海地图和红玫瑰的小贩，流动的冷饮车，三五成群凶恶而肮脏的小乞丐，面容茫然的民工，不甘寂寞的老人们，跟在外国人身后兜外汇生意的闲散人。在现在的外滩走一次，没有十二种语言同时袭击你的耳朵，但却可以听到十二种带有不同口音的不同语法特征的英文，时光飞逝，英文如今已经是真正的全球语言了。这一代上海青年，大多数人都可以用英文，他们中最时髦的，不是美国英语，而是口音中带有文雅的伦敦腔的英语。比起我小时候的外滩，现在的外滩比较接近一些英文著作里描述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外滩。当然，外滩尽头的和平女神像早已没有了，黄浦江上的鸦片驳船也没有了。窗内是一派除旧布新的忙碌和洋洋自得的时髦。我很难捉住嵌在两者中间的旧窗框，难以捉住它的空洞和茫然。我从没意识到，我们曾互相拥有过，如今，我仍旧不知道这种茫然失措的感觉，是否即是相属。外滩再次充满了对比，不过，这次是中山东一路某号与XontheBund的对比。它们使外滩像一盘正在对弈的棋局，我吃你的象，你吃我的马。中山东一路的门牌从1999年MontheBund开始，就一路在缩小，而XontheBund的门牌则在壮大。报纸上总是在报道外滩大楼内部的动静:“5号的改造已经开始，改造好了的6号马上就要开张，接下来，还有1号，2号，10号，12号。”当然，他们指的都是以XontheBund命名的门牌。记者在他文章的标题中问:“下一个，是外滩几号？”这是继1996年以后的另一个好问题。正在消失的中山东一路某号，某号，与某号，对保留连续的城市记忆万分重要的上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消失？